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李鸿章传读后感1500字，欢迎阅读与收藏。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1
记得年轻的时候，无论是政治课本，回忆录或者高级口译的听力教材，都记得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里面有一句话大意如下：“如果新中国不能按期收回香港，人民就会认为中央政府是晚清政府，是李鸿章，人民就不会愿意再支持这个政府。”
这句家喻户晓的话，当然令人扬眉吐气，可是我当时曾经疑惑，晚清政府丧权辱国当然是肯定的，可是李鸿章为何也要陪绑呢，难道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换成时伊藤博文，俾斯麦，甚至是岳飞、邓世昌梳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能在列强前表现的多好呢。一句话，当时清国就是弱国，GDP不高，怎么和坚船利炮的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讲理呢?
这种感情，随着近来整个舆论的越来越开放或者右倾，越来越清晰，毕竟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毕竟李鸿章创建了北洋集团，也曾经有过新式陆军，铁甲海军和堪称庞大的军事工业集团，纵然李鸿章有各种缺点，难道当时中国换个人就能搞好吗?李鸿章毕竟不是秦桧，不是卖国贼啊。
记得在合肥李鸿章府邸，明显经过了修缮，而且还看到后世很多名人都是李家之后，包括张爱玲和李道豫等等，似乎对李的评价也愈发宽容了。
直到我在成都四川博物馆买了梁启超写的这本薄薄的《李鸿章传》，觉得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才是中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一言蔽之，就是李鸿章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不知实事，不学无术。
先就甲午海战的缘起说说吧，朝鲜本来是中国的属国，那么朝鲜的外交权力在中国;可是当西方各国和日本找到李鸿章(他当时梳理总理衙门)，请求谈判在朝鲜的商务，口岸开放等事宜，李鸿章居然说朝鲜外交由朝鲜负责，中国该部干预，从此列强就直接与朝鲜谈判。
而当朝鲜真发生东学党起义后，中国作为保护国，又不得不出兵，此时日本就做出了剧烈反应(因为之前明明说朝鲜是自主国家啊)，这就是甲午海战最早的线索，这是要怪李鸿章的;中日冲突在即，李鸿章最主要的外交对策，是临时找俄国帮忙，共同压制日本，这个策略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之大，恐怕当时李鸿章自己都没有发现。要知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中国当时虽然是弱国，而且打过败仗，但是主权基本还在手中，如果外交上与某国家长期结盟，或者与所有国家都保持同样距离并坚决贯彻，那么后来中国外交也许不至于走到被列强瓜分的屈辱境地。可是李鸿章通常是在一件冲突出现，才临时找其他国家帮忙，要知道没有白帮的忙，特别是俄国，觊觎中国的政策已经几个世纪。于是甲午战争的后果是，中国把台湾割让给台湾，而由于俄国协助帮忙要回辽东，则东北三省，新疆都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从此列强在中国才有势力范围分割的情况。而同时帮助中国要回辽东的英国和德国，看到俄国独得利益，也如法炮制，于是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要求长江流域，法国要了广州湾，英国又继续要了九龙湾，这些外交上的失败，都是自李鸿章与俄国密谋开始的，真是与虎谋皮啊，这是要怪李鸿章的;
最后，就是李鸿章经营北洋二十年，最后北洋舰队出发的时候，主力舰只有各个大口径主炮的炮弹居然都不够，天津机械局每年都从德国进口炮弹的啊，而且每年自己也都生产的，这些预算都用到哪里去了，这种腐败即使在封建王朝也是不能容忍的，虽然谁都知道封建王朝必然最后腐败如斯;李鸿章在二十年中，每年都派遣年轻的英才去各个军事先进国家学习，可是这些人回国都只能从事低级职务，指挥职务都是李鸿章在淮军的亲信，无论其人在专业上，操守上是否合格。就拿北洋提督丁汝昌来说，本身也不是海军出身，这样任人唯亲，对后来的军事失败的影响无可估量，这还是要怪李鸿章的。
就凭以上三条，邓小平把李鸿章作为晚清腐败的标签，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他当然不是卖国贼，可是他的确对后来清王朝的外交军事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至于这些影响是否可以消除，看看日本就知道。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2
一、事定犹需待阖棺
第一次读完，沉重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样一位几乎统领半壁江山的首辅就随着书页闭合永远地沉睡在屈辱的尘泥中，所有的不甘和愤怒也一并沉寂，似乎一个时代的颓败都由他一人负担。
还记得书中有一段对李鸿章先生的评价：“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初时不觉，待通览全篇后好似醍醐灌顶，而后便觉愧疚。我想，我欠李鸿章先生一个庄重的道歉。我曾在初中第一次接触晚清历史时看到课本上罗列的一堆屈辱不堪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它们的签订者——李鸿章。于是，我心中就为这个“卖国贼”狠狠记上了一笔，从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曾细细了解晚清历史，犹如管中窥豹，将大部分过错算在李鸿章头上。不知道那个时代，会有多少像我一样不明时事便指责诋毁的人。偌大的清王朝，只李鸿章一人闻名于世，在万马齐喑的混乱时代、极盛转衰的封建时代、西方文明侵略瓜分的时代、国内阶级矛盾频发的时代、中国与世界艰难融合的时代，如果不是李鸿章先生，换成其他人，恐怕没人能做到如此。
二、秋风宝剑孤臣泪
李鸿章先生自临危受命起一直同各国使者斡旋，欲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可封建制度的落后与腐朽，远非一人可挽救。甲午战争惨败之时，日本首相更是嘲笑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一国。虽为军机首辅重臣，却还是一介“孤臣”，身边无志同道合之人，更是在朝廷中处处掣肘，满腔报国热血也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时沉入海底，不由得让人思考：洋务运动失败时，他是否已经看穿了清朝的未来，他，又会有多绝望……
历史总是无情的，再凄美的故事、再惨痛的牺牲也不过留在史书一隅的几点淡墨，如同青铜上的刻痕般冰冷。三十五年的坚持与努力，被一次战争的失败、一则条约的签订宣告失败，一场轰轰烈烈的牺牲，最终成为了人们口中封建地主阶级一场可笑的自救运动，强弩之末而已。
或许对我来说，这本书并不能让我从一位晚清名臣的生平窥见一个帝国的覆灭、一个时代的沉沦，我更多的情绪都放在了他的生活，甚至我会好奇地猜测揣度他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强大能让一个人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为了信念始终坚守着？当他亲手签下丧权辱国的条例，又有多少自责与痛苦？二主不愿回京的现实又给予他多少绝望和悲愤？
也许他是知道的。他看穿了皇家的无能怯弱，洞悉了制度的落后颓败，也预料到了挣扎的无用；可是他不甘心，不甘就此沉沦庸碌，也不愿静静等待子夜降临，他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会有那么一天，有人告诉他“你来过，我记得”，人之一死，或泰山之重，或鸿毛之轻，区别只不过在如何抉择。他若看清世事归隐一方，不过少了个叱咤朝堂的军机大臣；而若抛却杂念殊死一战，不过少了个仙风道骨的少荃老道。在庙堂与田陇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从此俯身躬行，车马劳劳不离鞍，但守山河万里了余生。
三、横看成岭侧成峰
可当我跳出泛滥的同情与怜悯，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居其位无其谋的忠臣，若他生在康乾盛世，或许会成为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的贤臣良相，可他偏偏陷入了民生凋敝腐败无能的晚清。他有着文人的才华，外交的能力，却始终缺少政治的远见。有人这样评价过他：“李鸿章不懂得什么是国家，不知道政府与国家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关联，不知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秉持着我国政治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其他各国的观念，认为只要有了西方的枪炮轮船机械，大清还是那个万国来朝的.乌托邦世界。于是他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推出了洋务运动。”
终究是个饱受争议的人，所以他非英雄也非奸雄，而是“晚清时期的一代权臣”。“历史人物从来都先是政治的，再是历史的。一个咽了气的人，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被戴上了帽子，打扮成或美或丑的玩偶。”
突然又想起最初搜索到的一些对李鸿章的评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称其为“再造玄黄之人”。浅浅看去都是溢美之词，发自肺腑；而后细细品味，却发觉不似表面这么简单。若李鸿章真如他们所言，岂非同上古神祗无所不能，又怎会目光浅陋至此？更何况，当涉及到权力地位甚至性命时，像小说情节般敌逢对手惺惺相惜者，自古以来又有几人？慈禧一介深宫老妪，贪生苟且不愿回京，我们又怎知她不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虚假的安慰才如此吹捧一个汉人？有一个词叫“捧杀”，是家宅内院妇人斗争的常见手段，放置国事也未尝不可。
说来惭愧，《李鸿章传》虽是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的衍生读物，我却没能从中窥见更深层的中国近代历史，而是偏离方向，更深刻地体会到“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更多了对历史的敬畏，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3
读此书前，我只知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创办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另者，其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致被国人痛斥为“卖国贼”。但读此书后，我对李其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晚清风雨飘摇的境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我深以为是。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距离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还有17年，距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还有30年。而他卒于1901年，距离中日甲午这战争已有6年，距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已有1年。李的一生，不算长，却见证了大清王朝的穷途末路，见证了中华泱泱大国饱受前所未有的欺凌;不算短，却经历了风波中的大起大落，经历了至高的荣誉和至极的唾骂。
李是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谥文忠。李氏其时是合肥东县东乡名门望族，其父李文安和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是同榜进士。也因此，李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和所有读书人一样，李也希望将来金榜题名，实现凌云之志，开府建制，光宗耀祖。事实也确如此，李二十多岁便高中，跻身翰林，并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般雄浑的诗句。而李少怀奇志，才华出众于此亦可见一斑。
尽管一举高中，李的仕途并未如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他只是数不清的翰林中的一个而已。但随着道光帝的逝去，咸丰帝的年幼，晚清社会矛盾的加剧，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乱世出英雄，自古使然。李鸿章就是乱世所造就的英雄，这是他的运气，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源头。因为他只是时势造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而后李师从曾国藩，居幕僚之位，虽然有点屈才，但这段时间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在对如何做官这方面长生了极大影响。再至李奉命组建淮军，费尽心血，招募并训练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李这时才真称得上有一展抱负的筹码。淮军进入上海时，竟被嘲笑为乞丐军，而李丝毫不气恼。因为他自信淮军的战斗力会让人们惊叹。果不其然，李带着他的淮军勇敢地抗击太平军，接着经过数年努力又打败了连他的老师曾国藩都打不败的捻军。循着人生轨迹，李不断加官进爵，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李的一生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佩三眼花翎，西方报端喻其为东方俾斯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各国已争长短之人，这是李的独到和令人敬佩之处。李的一生，访问过西方列国，也意识到中西方国力之悬殊，武器之强弱，所以他至始至终都煞费苦心地经营着洋务运动。他最引以为傲也最倚重的是他的北洋海军，为创建北洋海军，李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至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不可谓不对日军痛心疾首。但是若说北洋海军一点作用也没起到，那却是大大的错了。它起码对日产生了威慑作用，为清政府迎来了几十年海域的安宁。而训练数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之责究竟在谁，我以为李必须承担部分责任。要不是他坚持认为不可战，想通过外交手段停止战争以致耽误战机，北洋海军不会那么快溃败。此外，清政府之责任当不可推卸，试想，以李一人之北洋海军如何能胜日本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蓄谋已久的战争。李一生的悲剧也始于此。他被迫派去和谈，签订马关条约。本已痛不欲生的老人更身背卖国的恶名，这是一种多么不堪的境地。书中所录的“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但话说回来，李秉着“笑骂由他，好官自为”的宗旨，倒也不那么心如死灰。这充分证明了曾国藩说他一心做官的正确性。
李的一生，经历了太多，他似乎是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终究还是没能修补好清王朝这摇摇欲坠的破楼房。但是他似乎尽力了，身处末世，做一落日孤臣何其难也。“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李的绝笔诗，其中，饱含着他对清朝的忠心，对国土沦丧的伤怀，对国民历尽苦难的不忍，对自己即将西去再也不能效劳的无奈，还有，对祖国未来的担忧。我觉得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这样被定格于历史之中。
梁启超传读后感 篇4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www.YJs21.COm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